《渡过3》自序:召唤的声音

2019-01-04 19:00

《渡过3》自序:召唤的声音

6年前,我从重度抑郁中挣扎而出,出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,一步步走上了研究和传播精神科学的漫漫长途。

(主编毓林按:本文作者张进,将于1月9日(星期三)晚上8时,在蕉赖孝恩馆主讲“从自渡到渡人: 一位抑郁症康复者治癒和辅导他人的故事”;1月12日(星期六),晚上8時30分,在八打灵再也佛光文教中心主讲“如何防治抑郁症──信心和耐心”。入场免费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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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作者按】2017年4月13日,我在全国范围内开启抑郁症患者寻访之旅(参见《写一卷书,行万里路》),半年内走访了16个省区、28个县市,而后完成了《渡过3:治愈的力量》。该书由工人出版社和财新丛书联合出版,再过一个月即可面世。我在此刊载部分内容,以飨读者。

 

(一)

2017年除夕,万家团聚的时刻,我在灯下给“渡过”公号写新年献辞。窗外无边的夜,零零星星的鞭炮的闷响,烟花的光破窗而入,屋里闪烁微明。我停下笔,关了灯,沉浸在黑暗里。然后我把这些年的事情连在一起想了一遍。

6年前,我从重度抑郁中挣扎而出,出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,一步步走上了研究和传播精神科学的漫漫长途。6年间陆陆续续做了两件事:一是出版了《渡过:抑郁症治愈笔记》,这本书已经发行近10万册;二是创办了精神健康公号,名字也叫“渡过”。我在公号简介里说,我的想法是,“联合患者、家属、精神科医生、心理咨询师,共同打造一个精神疾病患者的互助康复社区,真实原创,知行合一,自渡渡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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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精神健康领域耕耘6年,我有了两大收获:

其一,通过学习和实践,我对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框架。我不断产生新的想法,其中很多是独特的,是属于我自己的发现和体验;

其二,在主办“渡过”公号的过程中,我结识了一大批患者。他们信任我,愿意和我交流,成为我的作者。“渡过”公号在抑郁症科普方面能有所贡献,他们功不可没。

接下来做什么?我想到,近几年,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抑郁症科普的行列,这一块已经不需要我再做什么了;我应该把病耻感调整为主攻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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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今社会,精神疾病的病耻感依然根深蒂固。很多患者得了病,不敢告诉别人,不能大大方方求治,耽误了病情。原因在于,主流社会对于抑郁症的认知仍是扭曲的,很多关于抑郁症的报道,只是隔靴搔痒,一知半解,充斥着各种似是而非的想像。可以说,抑郁症患者的真实面貌,他们和自身性格,和家庭、社会、时代的复杂关系,从未被揭晓。

那么,如何更准确、更深刻地理解抑郁症?我想出一句话:抑郁症是一个人生理关系、社会关系和时间关系的总和。

什么意思?简单概括一下:抑郁症从来不是单一的病症,也不是个体一时的产物,而是“生物-心理-社会”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,是在时间流中逐渐形成的。对于抑郁症患者,应该把他置入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(包括家庭、环境、时代变迁),作动态的、历史的考察,才能理解疾病、理解患者。就事论事、见病不见人,不可能真切理解并抵抗抑郁症。

上述想法,我现在叙述用了好几个段落,但在当时,却如同电闪雷鸣,一瞬间让我豁然开朗:我应该以“渡过”公号为依托,去全国各地寻访有代表性的患者,进入他们的生活环境,描述他们的人生境遇,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对其疾病和命运的影响。

也就是说,我要参与他们的生活,和他们一起动态地研究抑郁症成因,总结对抗抑郁的成败得失,以此为当代中国的抑郁症现象,提供一个真实、完整的解释。

我记得,写完公号的新年献辞后,我把这些想法随手记了下来,后来就成为这本书的最初思路。

 

(二)

在后来很多天里,这个想法让我振奋。我和很多朋友谈及此事,无一例外得到鼓励和支持。前同事赵晗说:“你做这件事得天独厚,社会需要,意义重大,而且只有你能做。”

但是,想法如果仅仅停留脑海里,是没有意义的。这个世界从来不缺想法,缺的是对常识的身体力行。从想法到行动,需要克服很多困难,尤其是心理上的阻碍。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,需要集中精力,无法用业余时间完成。甚至,更长远来说,要改变自己的职业取向,要在现有工作和未来事业之间作出取舍;要放弃很多现有的东西,比如职位和收入。

当然有过犹豫。但最后我还是决定,追随自己的内心,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、喜欢做、有能力做的事情。

那段时间,我做了两个准备:一是从“渡过”公号的读者中圈定了第一批采访对象,二是悄悄把手头几个职务工作收尾。2017年3月下旬,我提出辞职。我的老上级胡舒立未予准许,但支持我的想法,给我放了长假,让我安心做自己的事情。

于是,2017年4月13日,我开启了采访之旅。

我的这个选择,在同行中曾引起小小的震动。这些年,新闻行业不景气,很多人离去。有朋友以为,我也对新闻失去信心,改行了。

其实,我不但没有改行,反而是更深地专注于此。何以然?首先,我做的这个事情,本身就是记者职责所在——记录。我给自己设定的第一任务是:基于对中国精神健康问题的理解,用我的寻访,为转型期中国精神健康事业发生的变化做一个记录,为时代留一份笔记。

其次,要记录这个变化,我需要做更多的职业努力,乃至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。对我个人来说,是实现了新闻的回归。

我从事新闻工作30年了。前十几年当记者,后来当编辑,主要精力用于带记者,很少去新闻一线采访。这次写这本书,是我一个人干,无人可带。也就是说,从业30年后,我重新回到了新闻一线。

最初也有些不适应。当领导当惯了,第一次出门,很多事情都是陌生的。要自己联系采访,自己订车票,自己订宾馆,还要自己整理录音(这些以前都是我手下的记者替我干,在此致谢)。不过,一两次之后,就习惯了,找回了十几年前当记者的感觉。

当然这只是浅层次的。真正有意义的变化是:因为任务单一,没有时限,我得以如最初设想的那样,“进入到采访对象的生活中”。每到一地,我会和采访对象一起呆几天,甚至住到他家里,朝夕相处。我提出要采访家人,走访故乡等等,他们大都爽快地答应了。

这大概就是新闻教材所说的“体验式采访”,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。比如在贵州采访墨清,他开车带我回他老家,两天接触后,他突然提出:“我想邀请你跟我去一个地方,不知道你愿不愿意?”

哪有记者拒绝采访的?我立刻答应,问去什么地方?原来是墓地。我很高兴,这意味着他对我完全信任了。我们花了一个下午,在往返的车上、在墓地,谈了很多东西,这是我事先没有料想到的。

又一次,在内蒙古,我随凌寒去医院复诊。看完病,在宾馆吃饭的时候,她指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:“当年,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上,看着窗外这个楼。那时这楼正在盖,还没这么高,我就想,这楼不够高,跳下去也死不了啊……”这些采访,非身临其境是不可能做到的。

还有一次,在湖北,我的采访对象对我说,晚上忙,要么去工地上一起吃饭一边谈?我求之不得。到了工地,他没介绍我是记者,也没人管我。我不多问,只是观察、倾听,所看到的是他的立体的生活,远远超出了我要了解的抑郁症范畴。

采访身临其境,时间和情绪的投入,必然带来感情的回报。我当记者十几年,回过头看,与采访对象保持联系的很少。说得刻薄一点,对他们只是索取;而他们看我,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。

这次不一样。半年里几十个采访对象,他们的家门对我敞开了。他们腾出最好的房间,换上新的床单,给我充分的信任。也许一开始还有保留,很快就无话不说;讨论的话题,超越了疾病,甚至延伸到个人情绪、家庭关系、职业困惑,等等。

这些都不是白费的。如前所述,抑郁症从来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。通过采访,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——农村、企业、教育、医疗、乡村社会转型,等等。我希望,现在和将来,我写出的文章,记录的不仅仅是抑郁症,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
 

(三)

以上所说,都是我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。与此同时,我也在用我的能力为采访对象提供帮助,这于我同样是有意义的。

行程中,我发现一个现象:我的采访对象可以分成两类,一类是我寻访的;一类是主动来找我的。后者几乎都来自偏远的二三线城市、乡镇、农村。

我后来想明白了道理:这和中国各地的发达程度以及精神健康医疗水平相关。有数据表明,中国精神健康治疗整体水平很低,县一级的精神机构设置较弱,三分之一的县缺乏精神治疗服务,有的县甚至连一个精神科医生都没有。这些地方的读者和患者,当发现可以联系到我,自然希望获得帮助。

因此,到了他们家,我增加了一个任务:传播精神健康知识,帮他们拿主意,想办法。

比如本书中的凌寒,患病30年,一直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。直到有一天,她家一位亲戚把我写的《渡过》寄给她。她和丈夫用一夜时间看完,第二天作出决定:到当地的地区级城市看病。

她告诉我,看完我的书,她哭了。她第一次知道,世界上还有人和她是一样的病,而且这个病可以治疗,而且还能治好!从此,她走上了正规治疗的路途。

后来,她和我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,得知我的采访计划后,希望我去看她。她告诉我,她情况不稳定,等待我的到来。我只好修改采访计划,提前西北之行。到了她家,我详细询问了她的患病始末和治疗情况,走访了她的医生,共同制定完整的康复计划。现在,她几乎每天都会向我汇报“四管齐下”的康复成绩。

在重庆,我访问了一大家子,好几口人患病,全家总共买了4本《渡过》,还成立了一个微信读书群,叫“学习路上我们手牵手”。这让我受宠若惊;现在,这家人最小的患病的孩子,成了我的作者。

还有一位妈妈,从公号上获悉我的行踪,联系上我,希望我就近看一看她的儿子。她说,儿子本来品学兼优,今年寒假后突然拒绝上学,疯狂玩电脑手机,除了上厕所基本不出屋。两个多月了,昼夜颠倒,一天两顿饭。不和父母交流,不信任何人。

见她忧心如焚,我改变行程,中途下车,去了她家,和孩子艰难地谈了一个多小时。当天晚上,孩子走出自己的房间,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顿晚饭。临别前,我和孩子爸妈商量了应对办法。我劝他们不要慌乱,不要急于让孩子上学;先恢复亲子关系,让孩子凝固的情绪流动起来,同时综合求治。现在孩子妈妈仍然和我保持联系,孩子也在一天天发生变化。

采访过程中,我同步在“渡过”公号上发表“采访札记”,很多读者得以关注我的行踪,甚至希望参与。一位前同事要求我带她一同采访;一位父亲请求我让他患病的儿子随行疗愈;一位读者提出如果我去他的家乡,他可以赶回家打前站……尽管我没有答应,但他们的信任让我感动。

我隐隐觉得,我的行动获得了某种追随。这个选题的特性,决定了我寻访的大多是中低层百姓。囿于环境的限制,他们平日很难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不同层次的文化。因此,我的到访,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价值和文化的传播。这是我感受到的另一重意义。

 

(四)

再说一下本书的体例。

最初,我的想法是写一本全面解读中国抑郁现象的书,注重系统性和专业性。这个想法,大概一个月后被搁置了。原因是,我采访到的很多人,经历丰富而完整,如果我把他们的故事切割、打散,糅入一本书中,我会觉得对不起他们的。

思考再三,我决定以人物故事的方式展开。即选定一批人,他们的经历曲折、典型、正面,同时各有特点,在专业上能够涵盖抑郁症防治的方方面面。我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,整体上呈现出一幅中国抑郁症现象的完整画面。至于最初的宏大计划,留待将来再去完成。

朝这个方向走了一段后,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我发现,每个采访对象都是一个独立而复杂的世界;写一个普通人,并不比写一个名人容易。受时间和精力所限,由我一个人来写好所有人,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那段时间,恰逢我带着雨燕,写了她那篇文章〈像野草一样活着〉。我突发奇想:何不发动大家一起来完成这本书?

一瞬间,云开雾散。我迅速调整思路,确定了3个步骤:首先,通过广泛采访,圈定故事的主角,确立文章的主题;然后,我作为第一叙述人,写我与故事主角的交往,引领故事的走向;最后,故事主角作为第二叙述人,分段讲述自己的完整故事。

如果这算得上是一个创新,我想有3个好处:其一,故事主角分别写自己,肯定比我一个人写大家,要更真实、更丰富、更具体、更生动;

其二,对故事主角来说,写作还具有疗愈的作用。写作是心灵秩序的重建,从心理建设的角度来看,无异于清理自我,和自我对话,这和心理医生的功能非常接近。从后来的效果看,这个功能确实也部分实现了;

第三,我希望这个尝试,能起到示范作用,即倡导大众写作。我从来都认为,写作不是部分人的专属权利,写作的愿望植根于人性深处,甚至可以说是本能。写作也不神秘,几千年前孔子说过,“诗者志之所之也,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”;我也经常这么说:“把写文章当成说话,怎么想就怎么说。先把想说的记下来,整理成文字;再分段落、分层次;再加开头、结尾;再修改字词。那落在纸上的就是文章。”

比如雨燕,此前从未写过文章,也不会用电脑。她未必懂得主题、结构等写作技巧,但她有生活,有真情实感,就写出了很好的文章。从这个意义上,“渡过”公号和这本书的一个使命,就是引领非专业写作者,以浑朴之心,记录自己的生活,实现写作的疗愈。

在写作过程中,我和本书的采访对象,组成了一个13人群,大家一起讨论,分享彼此的经历,出主意、想办法,每个人都有所提高。这是一次愉快的体验。

最后说一下本书的标题,《渡过3:治愈的力量》。我想,12个主角,12个故事,如果要概括出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蓬勃的生命力。

书中的每个人,都承受过很多苦痛。时至今日,以超乎时空的视角看,曾经压倒一切的苦痛都已湮没;所能看到的,只是他们走过的道路。这些不同的路,也许可以分析为以下特征:对科学的信念;对人性的自省;对自我内心力量的重塑;以及对人类温暖和善意的冀求。

它们没有终点,还在向前延伸。

希望这一条条道路,最终殊途同归。

 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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