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子根博士.内部力争 以理服人

2018-04-21 16:30

许子根博士.内部力争 以理服人

各项争取工作其中难度最高莫过于删除既有法令和政策,或制定新法令和政策,尤其是涉及宗教、文化、语文等敏感地带,更是难关重重,更须以“以理服之,以情感之”。纠正官员行政偏差,虽也麻烦,却没有那么困难和复杂。

我们于1982年参政所要争取的两大目标是要确保华教永存及开放高教机会,其中所历经的过程,印证了朝野及民间团体(如董教总)三造有各自的角色,正如董教总领导在我们参政前所提的“三结合”或“三配合”概念。(见本栏2017年9月30日文章)除了作为捍卫和发展华教的中流砥柱,董教总也同时扮演了重要的压力团体角色。在民主国家,反对党如行动党,必须肩负批评和制衡的责任,问题在于是否积极和具建设性,或是哗众取宠,展示个人英雄主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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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在大马这个多元民族的社会,身为执政阵线华基政党的领袖,必须肩负内部争取的重大责任,纵然面对左右夹攻,腹背受箭,仍必须忍辱负重,据理力争,以智取胜,才能取得具体成果。

各项争取工作其中难度最高莫过于删除既有法令和政策,或制定新法令和政策,尤其是涉及宗教、文化、语文等敏感地带,更是难关重重,更须以“以理服之,以情感之”。纠正官员行政偏差,虽也麻烦,却没有那么困难和复杂。

因此,争取删修威胁华印小生存的1961年教育法令21条(2)须历经长达14年的一波三折,才于1996年取得成果。除了受党内外政局演变影响外,主要也是因为正如我在本专栏内较早时所谈到的两层次拉锯战:马来“复旧国”对华人“建新国”两股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(本栏2月10日、17日及24日文章)和所引发的“单元”对“多元”教育之争执。

(3月3日、10日及17日文章)因历史和政治因素,马来复国民族主义在这些拉锯战中占了上风。同时,正如在大多数的多元民族国度(包括新加坡),除了“传授知技”功能外,当政者强调教育的“社会融合”功能外(将各族学子安置同一学校以互相交流)更甚于“文化传承”和“母语教学”的功能。

1995年新教育法案在国会内的三天辩论反映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。虽然在朝的国阵议员们最终支持了该去21条(2)的法案,但是巫统与非巫统议员之间仍然存在分歧。然而相比之下,于1990年大选组成替代阵线内的三个在野党之间的分歧更大。

当时拥有9名议员的行动党猛批新教育法案还不够自由开放,也不同意“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”的“最后目标”继续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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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其拥有6名议员的46精神党盟友,却坚持必须实行国语至上的单元教育系统,而拥有7名议员的伊斯兰党则强调“伊斯兰化”。这两个马来政党也大力抨击教长纳吉捍卫国语乏力,甚至指责法案不够严密控制,英文会因此还魂!因此,纳吉乘机揶揄林吉祥为何不当场质问盟友。

另一方面,董教总对1995年教育法案,甚为担忧,尤其对“国语为主要媒介语”条文仍然存在更为不满,甚至形容新教令比旧教令更为严峻。其实,没有了21条(2)的生杀大权,华印小比以往更受保障。因此,1996年至今22年期间,偶而提到反对“最终目标”,已很少再听到删修教育法令的呼声。

新教育法令于1995年12月20日通过后,于同个国会会期内,教长纳吉又接着提呈和通过大学和大专法令(UUCA)修正案,新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案和国家高等教育理事会法案,于1996年初宪报,正式为私立和非营利民办大专打开了大门。

争取开放高教虽也耗时费神,却比较顺利。这主要是因为,我们成功将1983年外汇流失的危机转成契机,建议在不必修改1961年教育法令之下,允许设立私立学院以提供首两年在国内就读,再出国衔接英美澳大学后两年的“双联课程”,以节省外汇流失。这个建议于1985年获准后,这类学院如雨后春笋,纷纷成立,到1995年已趋向成熟。(2017年10月28日文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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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1995年通过的一系列高教法案是双联课程进展的水到渠成。也让我们知道争取权益,非一朝一日,而须循序渐进;是以理服人,而非单凭强攻猛打,意气用事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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